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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体现的是对“方”
与“圆”
的一种认识——君子到底应该取外圆内方还是内外都一样方？吕祖谦《东莱博议》评论《左传》里“臧僖伯谏观鱼”
的故事，也谈及进谏问题：进谏之道，与其让君主畏惧我的话，不如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与其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不如让君主喜欢我的话。
这三种进谏分别体现为：戒之以祸、喻之以理、悟之以心。
照吕祖谦的这个标准，颍考叔当属悟之以心的一类，尤其值得表扬才是。
其实在进谏问题上，颍考叔风格原本很占优势的。
这一派首先可以在大舜那里找到理论资源——大舜侍奉自己那位典型化的坏父亲就大有以柔克刚的风格，“舜从未对父亲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也没有无视父亲的权威；他的所作所为只是谨慎地矫正了这种权威，因而也就恢复了这种权威”
。
再者，《孔子家语·辩政》以孔子之口谈到忠臣之谏君的五种方式，孔子自己就很赞同讽谏，因为个人安全还是很值得被慎重考虑的。
其后，至少在宋前，人们还是认可讽谏多于直谏的。
但从这里来看，这个方、圆之辩，至少在表面上刘敞一派颇占上风，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从此以后，东方朔式的人物濒临灭绝了，而多是方孝孺、刘宗周这样的道德楷模在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
如方孝孺的名文《豫让论》，对豫让的苛责就如同刘敞这里对颍考叔的苛责，两者如出一辙。
道德苛责虽然塑造了一些越发远离人情的道德楷模，但必然也会促发更多人的作伪，而对社会来说更加危险的是：正邪不两立的思想越发严峻了，这世界越来越黑白分明，芸芸众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道德感越纯，手中的大棒挥舞起来也就越狠。
刘敞是庆历经学的领军人物，庆历年间正是新政时期，王安石变法，党争沸沸扬扬，政治见解之争被阐释为君子与小人之争。
一切矛盾几乎都被阐释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方法大约只有两途：理想的途径是君子感化小人，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君子打倒小人。
是谓“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
，经学的世界也是现实的世界。
3.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对科举考试也有很大的改革。
唐代经学的科举标准是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
，而进入宋代以后，政治形态有了变化，知识分子对政治哲学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
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和再后来的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在宋人眼里都是清清楚楚的近代史，辽国与西夏的压力又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时政，所以宋代经学大讲尊王攘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经义顺应时局开始不断出现新解，但随之而来的麻烦就是解经的人越多，经义也就越乱。
那时候的人并没有什么多元化的观念，经义一定要求统一。
统一是必然的，问题只是统一于谁。
宋神宗把这个重任压在了王安石的肩上，于是在熙宁八年颁行了《诗经》《尚书》《周礼》的王安石经义版，将之立为官学。
官学的意义在于：一个人要想走读书做官的路线，就得背熟官学教科书，哪怕你觉得其他学者的经学再好，也只能弃而不顾。
至此，孔颖达主义淡出历史舞台，王安石主义成为新时代的官方政治哲学。
士子科举，答卷与王学稍有不合，即被黜落。
当然，无论是孔颖达主义还是王安石主义，在名义上和基本素材上还都是一样的孔子的旗号，只不过要看谁把孔子思想解释得更先进罢了。
从“变法”
角度讲，经义的统一也是必然之势。
一方面，变法“在道德保守主义者和其他改革反对派看来，这一切更像是法家而非儒家，为了反驳，王安石引用儒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另一方面，对国家经济的通盘变法必然导致集权，这是哈耶克对现代社会的缜密推论，用之于古也一样讲得通的。
王安石定“国是”
，黜“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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