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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的解经是“克者何？能杀也”
，赵匡的意见是：《穀梁传》对“克”
字的解释并不恰当，但总体来说《穀梁传》的解释还算尽在骨肉情理之中，所以只要把“能杀也”
这个说法去掉，其他内容倒也值得保留。
《穀梁传》又说：“《春秋》对叔段不称公子，因为叔段没有谨守做公子之道。”
叔段是郑武公的儿子，按惯例是可以被称为公子段的，而《春秋》既没有称他为弟段，也没有称他为公子段，只是单单用了一个“段”
字。
赵匡的看法是：《春秋》笔法是把握问题的重点，而在对叔段的称谓上，弟弟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公子的身份则在其次，《春秋》已经不称叔段为弟了，这就是择其要领了，就没必要再在不称公子的问题上多费周章了。
赵匡接下来还提出了一个考据上的疑点：郑伯克段于鄢，这个鄢应当是邬，也是郑国的地盘。
赵匡的这个说法后来确实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明代陈耀文《正杨》举《切韵》为证：“帝虎并讹，乌焉互舛”
，这是字形相近而发生讹误。
这个邬地，就是《左传》后文提到的“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
之邬，“郑伯克段于邬”
在传抄的过程中被误写为“郑伯克段于鄢”
。
杜预注鄢地为“颍川鄢陵”
，大错特错。
道理是：从京地到邬地并不太远，邬地又在郑国的疆域之内，所以叔段麾下能网罗有一批人马，和郑庄公两雄相争，这才被《春秋》称之为“克”
。
如果叔段从京地远走鄢陵，这便出了国境，也就没有了人马可用，郑庄公若在这里打败叔段便不能被称为“克”
。
加之《左传》又说叔段从鄢地出奔，到了共地，而考之地理，自邬地过河正是通往共地的捷径，如果叔段已经南行到了鄢陵，是不大可能从鄢陵跑到共地的。
在对“于鄢”
的解释上，《公羊传》也是错的，还是以《穀梁传》为优。
赵匡的说法无论是对是错，首先是打破了旧有的一种经学传统——以往的经学家大多专攻一传，贬斥其他，有人捍卫《左传》，有人说《公羊学》才是圣人的大义传承，有人则说《穀梁传》最优，互相攻讦，不死不休。
尤其在汉代，不同学派为了争立学官，获得官学地位，打得更是不可开交。
但陆淳这部《春秋集传纂例》汇集啖助、赵匡之说，不主“三传”
中的任何一传。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传”
被近乎平等地摆在了新式显微镜下，被同样地分析、辩驳、梳理、审查，今、古文经学的坚固藩篱好像完全看不到了。
大约可以说，陆淳这部书开启了宋代春秋学“舍传求经”
的先河——也许几百年下来，人们对旧有的门户斗争已经深感厌烦了吧？
再者，赵匡对“于鄢”
的辨析明显求之于史实地理的考据，而不是一味地在义理上下功夫。
对义理杀伤力最大的往往不是对立义理的雄辩，而是对事实的发现。
如果赵匡的考据是对的，《左传》和《穀梁传》倒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可《公羊传》却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连带着那些公羊学家的地位也会受到相应的动摇。
经学家普遍认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以“郑伯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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