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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里，民生大计既高于政权的唯一性，也高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侵略与反击并不构成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
这个思想直到秦汉大一统之后仍然延续着，现代人的领土观念是到了近代才渐渐成形的。
话说回来，以上述的古人标准来衡量一下郑桓公父子的所作所为，这即便算不上什么吊民伐罪的正义事业，至少也不应该被圣人怪罪吧？
新的问题来了，这就是：如果要让这个推论成立，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毛诗序》和马振理《诗经本事》对《诗经·郑风·缁衣》的上述解释是确凿无疑的。
这倒很难说了，因为其他的诸多不同类型的解释也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保守一点儿的话，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缁衣》，绝对看不出任何和郑桓公、郑武公有关的线索。
退一步说，无论如何，毛、马两说表现的都是儒家的一种核心理念，即便是借诗言义，至少这个观念是很正牌的。
那么，再来看看相反的说法：《诗经·郐风》有一篇《隰有苌楚》，清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说这首诗是描写郐国国破，上至公族下至小民扶老携幼哭号逃命，一派人间地狱的凄凉惨状。
又有学者进而考证，说这一派凄凉惨状就是拜郑国东迁所赐，还有那首《匪风》也是这个主题。
麻烦来了，那么，虢、郐两国到底是盼望郑国大救星还是痛恨郑国侵略军，郑国到底是仁义之师还是凶残之匪？传统经典常常给我们造成这种两难的局面。
另一方面，史伯那段话的真实性是不是也值得重新考虑呢？古人并没有录音设备，也不懂速记，郑桓公问史伯的问题应该还属于政治敏感问题，以常情揣测是要屏退旁人、秘密商谈的，那么，如此长篇大论是怎么被记下来的呢？虽然说“君举必书”
，虽然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或者相反，就算把郑桓公当作“君”
，但无论是左史还是右史，要记的也该是正式文诰，像这种密室之中口若悬河的会议纪要到底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
况且，史伯的预言也实在太准确了！
如果只是史伯一个人做出过这一次准确的预言，这倒不好怀疑什么，但通观《国语》和《左传》，精准无比的预言比比皆是。
如果这些都是实录，恐怕只能承认人类在这两千多年中确实退化了不少。
史伯的预言，在神秘主义的信仰里倒也不足为奇，全祖望曾经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说，这是“卜”
出来的。
而元人吴莱却早有怀疑：史伯说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相消长，招惹不得，应该指的是春秋时代齐、晋、秦、楚列强争霸的局面，郑国处在这东西南北四强之间，受尽了夹板气。
然而在郑桓公和史伯的时代里，齐国确实算是大国，晋国算是次一等的诸侯，而史伯极力推崇的荆楚却完全还是筚路蓝缕的蕞尔蛮夷，秦国更弱，甚至当时尚未位列诸侯，所以史伯这种惊人的预见力实在令人怀疑。
吴莱由此推测：史伯的这段话怕是《国语》的作者（吴莱认为就是左丘明）生当春秋战国之际据现状以及对近代史的了解而虚构的古史。
现在来看，吴莱的质疑在细节上未必全无可疑，大体而言却依然值得思考。
史伯的话到底有多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的内容呢？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今人的观念构筑成古人的历史呢？
宋人黄震则从道德上提出质疑：史伯预言齐、楚、秦将会发达，主要理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
，这三国的祖先都属于“成天地之大功者”
，他们的后代虽然一直延续着祭祀，但也一直没有发达过，所以等周王室衰落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
这三国后来确实发达得很，但是，“其所由兴者非其道矣”
，这到底是祖先之福荫，还是世变之使然？
从黄震的话想想郑国，齐、楚、秦将来“所由兴者非其道”
，可是，春秋初年郑国之兴难道当真就是“由其道”
吗？
《韩非子·说难》在这个问题上也插过一嘴，虽然难以判定这个故事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郑武公想打胡国，先把女儿嫁给胡君为妻，有一天问群臣道：“我想打仗，打谁好呢？”
大夫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打。”
郑武公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怎么能打呢？”
当下便把关其思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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