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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天命鬼神的道理还是要讲，只是更多地讲给被征服了的殷的遗民听，内部讨论的时候就很有无神论倾向了。
那么，天命既然存在，为什么侍奉上天和鬼神最勤的殷商却灭亡了呢？周朝开国的先贤们编出了一种崭新的天命理论：上天是照顾你还是惩罚你，并不看你祭祀搞得是否隆重，而是看你的德行。
如果你的德行足以配天，自然一切顺遂；但如果你的德行坏了，哪怕你再虔诚，一样会招致厄运。
这种理论一出，武王伐纣自然就属于替天行道了，但时间久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便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反例，居然无法用这套理论来解释！
孔子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次南下楚国，被困陈、蔡之间，断粮了很多天。
子路想不通，问孔子道：“我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老师您这样的修为居然落到这般田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看来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当下列举了一大批历史名人，归结道：“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
这话有点像我们老百姓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
，总之不认为经历过风雨就一定能见到彩虹。
这个故事在儒家经典里常被提到，《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说苑·杂言》都讲，《史记·孔子世家》也讲，只是情节不大一样：弟子们因为挨了饿，开始怀疑老师推行的大道是不是错了。
——这种怀疑很正常，根据周人的天命观念，确实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孔子之所以这么倒霉，是因为德行不能配天，甚至走的是一条歪门邪道，所以才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在《史记》的版本里，最后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说了一番似乎可以开导所有人的话：“老师您推行的道是至大之道，大到全天下都容纳不下。
但这有什么呢，他们容不下您，才见得您是真正的君子。”
两个版本比较起来，还是第一个版本更反映出儒家师生们当时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周朝开国以来的天道观念是不是应该被重新解释了？否则的话，不要说无法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甚至连自身行为的正当性都要受到怀疑了。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表明孔子确实提出了一种“天人有分”
的理论，比荀子的“天人相分”
更早，把天和人的关系拉远了很多。
同时出土的《唐虞之道》，依顾史考先生的释读，“古者尧升于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
，尧这样的大圣人，也有一个“时也，命也”
的问题。
这确实是人类世界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儒家先贤当中，孟子后来也遇到过，他给出的解释就是我们从小就背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当你有了成绩，你就当成天道酬勤，当你受了累、挨了饿，你就当作这是上天对你的磨炼和考验。
一个人要在艰难时世里讨生活，总少不得一点信念的火花，尽管这个火花只是你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一个幻影。
生活的勇气往往来自于自我暗示的谎言，除非你一直过得很顺。
即便是孔子和孟子的回答，也注定不会被大众接受。
因为这种答案尽管已经比血淋淋的现实温和了许多，仍然只有意志力在平均值以上的人才有可能安之若素。
《吕氏春秋·具备》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答案朴素得多，不讲天命，只谈“条件”
：神射手有了，良弓也有了，但没有弓弦，这是怎么也没法射箭的。
射箭需要很多条件，缺了任何一个必要条件（比如弓弦）都不行。
人们建功立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必要条件有缺，就算德行超过商汤王和周武王，也只会徒劳无功的。
这个道理过于朴素，所以也不容易让人接受，尤其是，天命居然完全被弃之不顾了！
即便是迷信风气最盛的汉代，学者们满怀憧憬地希望能够认识天命，发展出了易学的象数一派，也不过是从天象与卦象上推演所谓的神秘卦气在宇宙中的运行轨迹，力图以人事的进退配合之罢了。
比如东汉的学术名流郭泰，有人劝他做官，他却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上天要废弃的东西是任谁也支撑不住的。
当今的世运正处在明夷卦的初九爻位上，潜龙勿用，正是隐居的时候呀。”
（《抱朴子·正郭》）
郭泰最终也没去做官，而是专心教书去了。
但高深的易学毕竟还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老百姓玩不转它，况且这种答案也不符合人们对“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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