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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郭店出土的《语丛》里也有出现，反对仁义圣智的态度非常明朗，很有点愤青的派头。
[22]但悉心体会一下行文的语气，会感觉这与其说是在学理上对仁义圣智的单纯反对，不如说是对现实社会里仁义圣智被大盗窃用的愤懑不平。
即便是通行本的《老子》，古代的学者们也不都认为它是反对仁义的。
这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但是，王弼梳理《老子》一贯的逻辑方式，[23]说“道”
与“形”
总是相反的，不忘危的人才能居安，善用力的人才会克制自己不去搬举重物，圣人的功业是通过“绝圣”
建立起来的，仁德也是由“弃仁”
彰显出来的，所以那些只见形而不及道的人莫不恼恨《老子》之言。
（《老子微旨例略》）
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王弼的学术立场——他虽然是著名的玄学大师，却和魏晋的许多玄学名人一样，把孔子的地位排在老子之上，但他这番论述确实能够自圆其说。
在他看来，我们讲什么《老子》反对儒家的仁义观念，大约就算“见形而不及道”
吧，却不知道绝圣才有大圣，弃仁才有大仁。
那么，我们马上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读《老子》，用哪个版本为好呢？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所有的版本都读，先有博而后才能专。
更现实地说呢，这就取决于我们读书的目的——如果要了解《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肯定要以通行本为主，杂以历代的研究，毕竟楚简本连司马迁都没看过，更别说唐宋元明清的人了。
这就像我在《隐公元年》里讲儒家的时候提到的：“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
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原典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要了解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就该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对孔子本人更大的关注，让典籍从字面上孤立的文本‘立体化’，让典籍包含有社会史、思想史、阐释史的内容。”
[24]
更何况就像前文讲到的，《老子》带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什么严密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启发性”
的一系列思想碎片。
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注本的意义便尤其重要起来。
林理彰（RiLynn）形容《易经》的一段话几乎同样可以用在《老子》身上：我们益发认识到，有多少《易经》的注本，就有多少《易经》的版本，因为《易经》的文本是如此艰深晦涩，以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取决于注本是如何阐释它的。
（ReviewofSungDyheIg）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在阅读《老子》的时候参照一下楚简本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后者不但可以为我们展现《老子》最接近其源头的那副面目，可以帮我们校正一些流传千年的误读（看看一些深刻的思想是如何从误读当中获得的，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更可以帮我们解决掉通行本里的一些疑难问题。
比如通行本第一章说“有”
和“无”
是“同出而异名”
，我们可以想象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只要硬币铸好了，正面和反面就都有了，只是一个叫正面，一个叫反面，是谓“同出而异名”
；但是第四十章却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要在通行本里弭平这个矛盾，实在太不容易了，人类用了两千年也没想通，更有许多《老子》专著无视这个矛盾，深刻阐释“无中生有”
的玄妙哲理。
王弼就是这么讲的，他为《老子》所作的注本堪称最著名的古注本，也是魏晋玄学的一个学术巅峰。
由此王弼说“贵无”
，裴说“贵有”
，惹起了汹涌澎湃的一番辩论，一点也没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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