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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必须准确地根据现实生活来把握特殊事件，如在时间中种种因果关系链条中所展开的。
可是他不可能拥有这方面的所有资料，也不能看到和发现一切。
他随时会背离他所叙述的本来面目，不真实的叙述代表了事实的真相，这种情形经常发生。
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假定，在整个历史中假的东西远多于真的东西。
相反，诗人却从应该表现的确定的一面去认识人的理念，对他来说，其中客观表现出来的是他的自我本质。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雕刻时所说的，他的知识一半是先天的；他心中的理想坚定、明确，而且不可背离。
他向我们显示纯粹而明确的理念，而他对理念的描画以至最微不足道的具体的特殊事物都像生活一样真实。
所以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诗人。
的确，他们处理材料的态度接近史诗。
他们的记述具有统一性，同时，即使当外在真理无法得到或杂有虚假的东西时，他们也能够保持内在真理，当我们拿历史和与诗歌不同却与历史画一致的人物画相比时，我们发现古代历史学家遵循文克尔曼的名言，即人像应该是人的理想，因为他们用一种能够让人的观念明确显示出来的方式来描画个人。
相反，除了少数例外，一般说来，近代历史学家只给我们“垃圾箱”
和堆置杂物的房间，充其量也只给我们一堆主要政治事件的编年史。
所以，凡是想认识在一切现象和发展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内在本质的人，凡想根据理念去认识的人都会发现，伟大人物的作品和不朽诗人给予我们的比历史学家所能给予我们的要真实得多，明白得多。
即使最好的历史学家，也绝不如诗人传情达意入木三分；历史学家反而还笨手笨脚。
从这方面看，历史学家和诗人间的关系，可以用下述的比较来说明。
只根据资料来写作的单纯历史学家，好像是一个对数学毫无认识，却用测量方式研究偶然发现某些图形关系的人。
因此根据经验来解决的问题，当然受到所绘图形一切错误的影响。
相反，诗人则好像数学家，他在纯粹知觉中先天地建立这些关系，并且在表现它们时并非就所画图形中的实际情形来表现，而是就理念中的本来情形来表现，画图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感官容易认识理念。
所以席勒说：“只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的东西，才永远不会变老。”
的确，关于人的本质的知识，传记有较大的价值，尤其是自传；历史在这方面就不行，至少在以一般方式处理它时是这样。
一部分是因为传记比历史更准确和更完整地收集资料；一部分是因为在历史中活动的，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国家和英雄，而历史中出现的个人似乎总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四周的情况和环境包围，被紧紧地禁锢在国家的外衣或重重甲胄之下，因此很难突破这些去认识人的活动。
另一方面，当我们真实地描述在某一狭窄范围内的个人生活都将表现出人类各式各样的行为，例如少数人的卓越、德行，甚至神圣，还有多数人的邪恶、平庸和奸诈以及某些人不道德的**不羁。
此外，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在现象世界的内在意义方面，不管行动所涉及的对象是重要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到一户农家大到一个王国，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所有这些东西的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意志受它们影响时，它们才有意义。
只有通过它对意志的关系动机才有意义，而把它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时，它与其他同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却与我们无关。
正如直径一寸的圆和直径四千万里的圆，具有同样的几何性质一样，一个村庄中发生的事件与一个王国内发生的事件，从根本上看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研究如何在这两种情形下认识人类。
如果我们认为自传中充满欺骗和掩饰，这实在是一种错误。
相反，这里也许比别的地方更难说谎。
在单纯的会谈中，掩饰才最容易。
的确，虽然听起来好像矛盾，可是实际上比起写信来，在一封信中想要掩饰某些谎言，很不容易。
写信的话，写信的人是单独一个人，他只是观察了自己而没有观看外面的世界，遥远陌生的东西不容易接近他。
但是，收信的人却在一种写信人不了解的心情下静静地细读它，在不同时间内一再读它，这样才更快地发现其中隐藏的意向。
所以我们从某一作家的书中也很容易认识作者这个人，因为在书中，所有情况的影响都变得更强烈持久，在自传中却不容易掩饰。
因此，整个看来，也许没有一本自传不比曾经记载下来的历史来得更真实。
叙述自己生平的人，把自己的生平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使特殊的变成细小的，近的变成远的，远的又变成近的，影响他的动机萎缩了。
他处在自白的地位，这样做是出于自愿；说谎的心理不容易支配他，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对真理的倾向，每当他说谎的时候，首先就要克服这种倾向，同时这种倾向占据特别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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