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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梁山事业上来看，没有宋江，没有朱仝，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梁山的事业。
所以，站在梁山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说，宋江确实是梁山的始作俑者，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
梁山事业从此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这是谁之功？
答案是：宋江、朱仝。
换一个角度，梁山从此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这是谁之罪？答案也是：宋江、朱仝。
这些都是下级胥吏、江湖游人、普通百姓。
朝廷命官又怎样呢？
县令时文彬，是被《水浒传》作者特别称赞的好官，说他是“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
，乃是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就是这样的好官，为了他要好的宋江，一再拖延抓捕，甚至蓄意移花接木，嫁祸于唐牛儿。
在他眼里，国法的尊严又何在？
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因为我们站在宋江一边，希望宋江逃脱法律的惩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县令真好。
但是，从阎婆的立场上，从无辜的唐牛儿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县令又怎样呢？
试问，堂堂大宋，谁还在信任法律，谁还在遵守法律，谁还在依法办事？
受害者冤沉大海，加害者逍遥法外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朝廷怎么了？为什么总是轻易地就让人放弃了对它的忠诚？
事实上，当朝廷被蔡京、高俅一伙把持的时候，朝廷就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道德的高度。
一个没有了道德高度的朝廷，无法维持人们对它的基本忠诚。
而当人们因为蔡京、高俅而迁怒于朝廷的时候，国家的权威就承受了巨大的损害。
而国家权威的丧失，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漠视，又反过来损害了所有国民的利益。
这是一个怪圈。
这很糟，但还有更糟的。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宋朝，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如此。
《水浒传》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的普遍情形。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不守法度的不仅仅是我们上面列举到的小说中的种种人。
《水浒传》作者也是这样的观念。
他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批判，而是赞赏！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
不仅《水浒传》作者是这样，《水浒传》读者也是这样！
从古至今的广大的《水浒传》读者，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否定，而是赞赏！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比较完备的刑法和民法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水浒传》及其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悲哀地发现，如此漫长的法制历史，却没有培养出国民对于法律的基本信仰。
为什么？
因为权力。
在中国古代，权力才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操控者。
是权力决定百姓的生死，决定官员的升迁，决定官司的输赢。
而不是规则，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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