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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则《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即欲“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特别是1953年与汪篯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
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他往昔的学生汪篯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寅恪先生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如果让他屈就，他说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条”
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
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
而所以如此，他是觉得唯有这样做，他的学术精神才能够得以坚持。
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
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
，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
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4]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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