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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后人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可能会误解自己的先祖和先君，特别是他们在晚清维新变法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因此趁阅读吴其昌氏《梁启超传》之便，特补叙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的真实思想走向。
寅恪先生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
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
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
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
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
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
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48]他把严格区分戊戌变法中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划清陈宝箴、陈三立与康有为的界限，当作一件隆仪无比的大事，郑重付交稚女美延收藏，显然有传之后世之意。
这就是寅恪先生的“百年身世”
，这就是寅恪先生的“家国旧情”
。
目睹戊戌以来变生不测的畸形世局，他已经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还会有机缘打开近百年中国的历史真相。
他感到这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而且是无法复盘的棋。
“百年谁覆烂柯棋”
[49]“伤心难覆烂柯棋”
[50]“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
[51]，《诗集》中不乏这类感叹。
1923年6月29日，寅恪先生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母亲余淑人病逝于南京，一个月后长兄师曾又病逝，年只四十八岁。
1925年，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因母兄之丧请假一年，1926年7月始到校），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在他个人应是很荣耀的事情，但他并无欢娱，写于1927年春天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仍然牢愁百结：“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52]诗成不久，王国维就投昆明湖自杀了。
隔年，即1929年，梁启超病死，国学研究院难以为继，只好关门。
寅恪先生的《春日独游》诗“归去含凄自闭门”
句，不料竟成谶语。
又过一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
尽管1937年之前的清华园生活，在寅老是相对平静的，是他读书治学的佳期，和唐晓莹先生结缡就在此期，但未久卢沟桥事变，前面提到的抗战时期的乱离人生就开始了。
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寅恪先生的眼睛又失明了。
[53]《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是寅恪多年以来少有的流露出喜悦之情的一首诗，但结尾两句“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54]，本来是“喜赋”
，却又转成悲歌。
尽管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毕竟使寅恪先生的精神情绪为之一畅。
这是他生平写诗最多的一年，共33首[55]。
别人“大脯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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