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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虽然氐与羌的自称、分布、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各有特点，互有差别，但因两个民族经常交叉杂居，融合，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是氐羌并称，“单言氐者不多”
。
如《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氐羌呼唐，离水之西”
；《史记五帝本纪》云：“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氐羌”
；《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氐羌乞姓”
；《随书地理志》载：“汶山皆连氐羌”
；宋罗泌《路史》“氐羌十数，白马最大”
；《明史》卷113载：“天全，古氐羌之地也”
……徐中舒先生也认为：“自氐族所建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后，大部分融于汉族，剩下的只有仇池杨氐，称为白马氐。
他们与羌族长期杂居，因而同化于羌，后来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又有白马羌之称。”
清光绪二年新镌《文县志》也载：“文番，即氐羌遗种。”
但是，无论氐与羌在历史上是否一个民族，今天的羌族与历史上的羌人是否是顺接的概念也尚有不同理解。
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提出今天岷江上游的一部分人群被识别并划定为羌族，是由于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联，因此‘羌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黏着剂。
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他们像一个活的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
[13]。
在王明珂看来今天56个民族之羌族的形成过程中不乏中国知识分子的建构，而这一建构与“国族主义”
思想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先有了“中华民族”
而后有了今天的“羌族”
，岷江上游的这一群体在成为羌族以前，对尓玛人的认同更为普遍，同时其内部还存在着“一截骂一截”
的认同倾向。
其实，把白马人识别为氐族与把岷江上游一带的人群识别为羌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羌族识别的时间正是“中华民族”
之概念的形成时期，而且羌族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前者提出的时间则是在“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的格局之后，此时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形成，若是再划分民族，则是破坏格局，甚至是“民族分裂”
。
抛开政治不谈，就白马人族属羌族说的观点来看，一样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
藏族史学家格勒认为：“氐羌本为一族，后来分支发展为两个民族集团，但两者长期以来的地域相连，经常杂居，难解难分。
最后大部分氐人汉化，剩下一小部分或融入羌而称为氐羌，或化于吐蕃，而称为‘蕃’、‘番’，或‘西番’。
白龙江流域一带，地处汉、藏、羌三大民族之间，相互同化，融合，影响，最后留下了一个似藏似羌又似汉的民族集团余留——白马藏族。”
[14]
还有一些地方史学家也认为白马人应是个独立的民族集团，分别从语文、历史以及体质方面进行考证。
[15][16]
这一观点虽然从白马人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体制特征出发予以考虑，但是白马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文化事项与特征必定也要被包含在以国家政策为引导的民族属性中。
中国的“民族”
概念来自于西方，受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族主义的影响，也影响着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与划分，即便民族划分是特定历史场景的产物，但是其结果是一个既定事实。
曾维益先生在“首届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
上的发言很好地总结了当下有关白马人族属问题的认识：“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讲，白马人就是藏族，这是不可改变的，其次，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白马人的族属与文化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其实不仅如此，在今天的研究范式之下再谈白马人的文化，尤其来探讨承载着白马人文化的舞蹈艺术，则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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