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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新局面。
与利玛窦同时活跃于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
这些传教士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受到官员和学者们的追捧，“声振京华，名扬全国”
。
“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
[5]，一身儒装的利玛窦忙于接待诸色人等的拜见，包括一、二品的高官、大批皇室成员和宦官内侍等。
耶稣会士在明朝许多地方社会都有频繁的活动。
例如，在河南，最晚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就有意大利籍的神父艾儒略、郭居静和法国籍神父金尼阁等天主教徒在开封做短期的传教活动。
这一时期，“从欧洲所动员的传教士的数量（有二三千人之众）、国籍（来自东西欧十余个国家）及其在中国活动的地域（不仅包括京城，也涵盖边疆地区）来看，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性”
[6]。
明末，传教士遵循“知识传教”
的方针，以“学术思想”
为媒介，力求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影响。
他们介绍到中国的科技成果，几乎包括了当时西方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以及音乐、绘画和文字拼音等。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主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都传到了中国。
就其知识水平而言，这些知识基本上能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较高水平。
这些传教士在科学文化和精神世界里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的知识界。
例如，徐光启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
他放弃了自己非常喜欢也颇为擅长的诗词、歌赋、书法等，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
西学东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他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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