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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施于日用之间”
，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由于陈亮认为“道”
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所以他对高谈“道德性命”
的道学家之无补实际、空洞无物不满，并加以批判。
第二，陈亮对程朱道学的王霸义利观提出了全面的批评。
他在批驳朱熹等“暗合说”
[35]的同时，公然申明汉唐同样是“以道治天下”
，不过“其间有所渗漏”
而已。
陈亮批评朱熹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36]朱熹的说法无疑会割裂历史的连续统一性，也否认了朝代变革中前后相因的承继关系。
第三，王霸义利究竟如何分辨呢？朱熹在答陈亮信中不止一次地以天理人欲的方法辨析王霸义利，认为汉高祖、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
，只是“假仁借义”
掩盖自己的私欲，从而得到成功。
陈亮则一直坚持自己的认识方法，从考察汉高唐宗建功立业的实际效果而推尊汉唐。
宋理宗在位41年（1224—1264），以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之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史弥远专政时期，后期则是亲政时期。
宋理宗亲政后，改元端平，尊崇理学。
真德秀和魏了翁，都被召回到中央任职，成为确立理学统治的重要人物。
真德秀（1178—1235）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推崇理学，发扬《大学》之旨，然而他在将程朱理学由哲学转化成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也明显带有理学过分强调内心反省、脱离实践的弊端。
魏了翁（1178—1237），学者称鹤山先生。
他对于程朱理学的推崇，首先表现在对理学道统体系的提倡和维护。
嘉定初年魏了翁上奏，请求不仅要推尊朱熹、张栻，更要推崇理学渊源的周敦颐、二程。
嘉定十三年（1220），宋廷始谥周敦颐为元公，谥程颢为纯公，谥程颐为正公，并于各州郡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
总体来看，南宋经济的发展同北宋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所不同，经过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期间和南宋初期土地兼并的猛烈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削弱了。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出身于中下层地主的士大夫，要么依附权臣大地主阶级，要么屈居于地方州县。
但南宋社会历史环境已经不能向朱陆理学和浙东事功学派提供政治实践条件，让他们实现其“内圣外王”
这一最高理想。
[1]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113～114页。
[2]（北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
[3]余英时：《〈朱子文集〉》序，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共10册），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版，册一，第13～26页；又刊于《万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题为《谈宋代政治文化的三个阶段》。
[4]（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9《万章上》。
这一思想早见于《吕氏春秋·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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