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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坊郭户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主体。
这些人也被称为坊市户，他们多指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包括近城草市上的坊郭居民也是如此称呼。
坊郭户以财产区分为主户和客户，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的地位大致一样，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虽然他们主要以为皇室和官户服务来维持生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仍然是官府残酷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其在城镇居民中所占比例甚大。
坊郭主户包括以下几类人：一是从事房屋租赁业的房主，二是经营大小商铺的坐贾和小商贩，三是从事借贷业、典当行业的贷主，四是经营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匠以及从事各种服务性行业的有产业的民户。
宋朝政府将坊郭主户按财产划分为10等，其中房产或房税是政府划分坊郭主户户等的一个重要财产标准。
在汴京等大都市，“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24]。
因而在这样的地方有屋舍，就可以成为主户，从而也就出现了专门靠租赁房屋为生的房主，也叫掠房钱人。
这类人，“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指为钱井经商”
[25]。
城市中房舍价格差别很大，有的僦舍直万缗，有的一所房舍“每月僦直一十八千”
[26]；同时因租赁房屋地点不同，房价差别也很大，在繁华地区每间赁钱有100至200文足，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间只能赁3文或5文。
在城市中“月掠房钱十五贯以下是下等之家”
，他们的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大致与乡村第四等户即自耕农相等，在城镇坊郭主户中大概在7等上下。
同时在州县靠掠房钱为生的，有相当贫苦的下户，而他们的庄宅岁入和富户相比，相差何止千百倍！
但是，只以房产或房税来划分户等是有缺陷的，因为在城市居住的富户不一定有自己的房产，如那些来城市经商的外地商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产，往往超过于主户，但他们没有房产，寄居于城市，故称为“浮客”
。
因而宋政府又做出了以“物力”
、“家业钱”
等主户资产来划分户等的规定，并作为纳税的依据，如元丰二年（1079）诏令规定：“坊郭户不及两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
[27]这其中免输役钱的坊郭户可能就包括那些没有房屋而仅有资产即营运钱的民户，这样的户等相当于乡村第五等户，在城市中居第八、九等之间，因而家业钱、营运钱越来越成为划分坊郭户等的一项重要财产标准。
因此，宋朝政府主要以房产和家业钱、营运钱的多少将城市坊郭户区分为10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阶级状况。
宋仁宗庆历时，曾规定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户、乡村第二等户，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
由此可见，坊郭第三等以上户约略相当于乡村第一、第二等户。
而州郡坊郭第四等户，县郭第三等以上户，“生计从容，皆须养马以代徒步之劳”
[28]，反映了他们生活的优越。
但是，即使是处于同一户等的坊郭户，其资产亦有相当大的差别，有富强数倍于众者，纳税科率只按一等计算，不够公平，故到熙宁年间变革役法、重定户等时另定高于一等户的谓之“出等户”
、“高强户”
、“无比高强户”
，加征科率。
城镇坊郭户中的高强户大都是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他们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占坊郭户多数部分的“街市小民”
则生计艰难，“一日失业，则一日不食”
[29]，一部分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
总体来看，宋朝城市中的居民结构较前代更为复杂，主要缘于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各种人群向城市集中的结果。
城镇居民除以上所说的各阶级、阶层外，还包括僧道寺观户、伎艺人、娼妓、乞丐、流氓、无赖等流动人口。
正是由于人员的复杂，诸如偷盗、诈骗、赌博、嫖娼等丑恶现象也较前朝为多，政府虽然都曾下令禁止，但是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私有制、剥削制不最终被消灭，禁令实际上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达不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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