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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与当地人“相婚嫁”
[23]，融入了中国社会。
从海路进入中国的域外商人往往沿大运河北上，《旧唐书·田神功传》提到，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扬州胡商波斯数千人被杀。
可见在华域外商人的人数。
其中，大食商人人数最多。
传说唐末黄巢率军攻打广州，杀死大食商人及其他外国人众多，可见当时在广州等东南港口城市的外商很多。
隋唐时期的中国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国势强盛，日本从7世纪初掀起向隋唐学习的热潮。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率僧侣几十人到中国求取佛法，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遣隋使。
唐朝建立之后，日本认为唐朝是“法式备定之珍国”
，继续派出使团、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文化、法律、制度。
从630年到894年，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
把中国的法律制度、宗教文化等介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大化革新”
和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的繁荣。
日本仿造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创立三大臣八省；参照唐朝的“律令格式”
法律体系，制定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
在城市规划方面，仿造隋唐长安城，修建了平城京城（在今奈良西郊）。
汉字在日本被广泛应用，后来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本国文字“假名”
。
中国的教育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面貌。
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主要国家是新罗，其奉行与唐朝交好的政策。
唐朝与新罗之间往来频繁，主要是通过海路，从山东半岛北端的登州（治今山东蓬莱）、莱州等地出发，渡过黄海到达新罗的场口镇，也就是贾耽所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
日本僧人圆仁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有很多新罗人居住在唐朝登州、莱州、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市）、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等北方沿海地区。
唐朝中期，曾在唐朝军队中任低级军官的新罗人张保皋在新罗莞岛设置清海镇，经营唐朝、日本、新罗间跨黄海的国际贸易，兴盛一时。
唐朝的时候，佛教兴盛，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数量不输前代。
由于海上商路的畅通，很多僧人选择乘坐商船，沿海路奔赴印度留学。
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取道海路赴印度求法的僧人，其事迹可考的有40多人次，以中国僧人为主，也有日本、高句丽和新罗僧人。
当时的航线主要是从交州、广州出海，经室利佛逝（在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带）、诃陵（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末罗瑜（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等国，到达狮子国和天竺。
乘海路西行求法的高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等。
义净是齐州（治今山东济南）人。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从广州搭乘波斯大船，经室利佛逝到达印度，在印度瞻礼佛教胜迹，后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
垂拱元年（685），他携带大批佛经乘船东返，途中又往返于广州和室利佛逝之间，最后于延载元年（694）回到广州，随即北上洛阳。
义净回国后从事翻译事业，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记录当时印度、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典籍。
慧超是新罗人，他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浮海前往天竺，后从陆路回到安西。
不空（705—774）是狮子国人，早年来华，后受唐朝委任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又在印度游历。
天宝五载（746），不空携大批佛经回到长安，译经弘法，成为中国密宗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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