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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海外贸易非常兴盛，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每年抵达广州的海外商船少则四五艘，多则40余艘。
天宝八载（749），唐朝高僧鉴真途经广州，在珠江上见到了如此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其舶深六七丈。
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22]当时的海船贸易，因为靠季风航行，冬去夏来，具有季节性，正如鉴真所说的“往来居住”
。
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谈到广州海外贸易之兴盛时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很多诗人在诗文中留下了关于广州市舶盛况的记录，如杜甫在他的作品《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中，写有“海胡舶千艘”
的诗句。
唐朝诗人刘禹锡《酬南海马大人诗》中也有“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之句。
泉州的市舶贸易也很兴盛，唐中期诗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市井十洲人”
，可见来泉州经商的外商之多。
随着入华外国人的增多，他们因等候季风、存储货品等原因，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停留、居住。
后来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中国与域外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一些域外客商长期居住在中国，在港口建立居处。
唐朝的时候，就有不少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诃陵等国番客留居广州。
宋朝人章望之在《重修南海神庙碑》中说广州当地居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有些外国人甚至在中国居住几十年不回国。
外国人所居住的区域被称作“蕃坊”
，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房千里所著的《投荒杂录》，文中提道“倾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
。
房千里曾在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和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等地任职，距离广州都不远，对当地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对“蕃坊”
的记载也是可靠的。
据学者研究，唐朝中后期，每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接近1万人次，这个数目相当可观。
古代来华的海船因受印度洋和南海信风的影响，一般多以农历五六月乘西南信风直达广州，到十一、十二月借东北信风南下回国。
因此，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包括船上的船员水手，至少要在中国居住半年，所以当时住在广州等沿海港口的外国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夏秋两季居多。
这么多的域外人员和如此规模的商品货物进入广州，为管理与中国风俗不同的侨民，组织外贸交易，亦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区域供其居住、经商，蕃坊也就应运而生了。
据《宋高僧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僧人释不空从广州返回狮子国，准备乘船离开的时候，采访使召集番禺（治今广东广州）境内“蕃客大首领伊习宾”
等人，吩咐道：“现在三藏法师前往南天竺狮子国，你们要约束船主，妥善把法师及弟子一行37人送到目的地，不得有任何疏失。”
这条记载也说明唐朝政府对外籍人士的管辖。
唐朝时，从海路来华经商的国家，从东南亚到波斯湾，直达东非沿岸，不下二三十国，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多，以广州和扬州二地为最盛。
这些外商主要经营香料业和珠宝业。
这些外籍商人在居住地“多占田，营第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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