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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给中下层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
科举取仕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特权的局面，扩大了官吏的人才来源，必然吸引大量的读书人投身科举。
依据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的研究：“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朝立国100年以后。
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
在这100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
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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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以首场诗、赋最重要。
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
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律赋。
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朝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朝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可以说，一方面，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是唐朝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促使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以诗取士之风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察》中指出：“（唐代科举）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
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
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作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出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还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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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是唐朝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有的行为模式和社会风尚。
中唐以后，考试本身在录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而应试前的大量的行卷交游反而对中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一批以求人延誉为旨归的行卷诗文作品应运而生。
士子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
这样士子们行卷时就必须呈献其自认为最佳的诗文，因此他们对所献诗文就极认真讲求，在这种风气下，其对诗艺的提高所起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中的佳作。
白居易向文坛名人顾况行卷，顾为之延誉，白居易名声遂振，不久便进士及第；王维是通过向皇室行卷获取状元出身；杜牧是以《阿房宫赋》行卷被列入进士第五名。
正是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使得唐诗的创作更显繁荣并最终走向了诗歌的极盛时期。
可以这样说，高超的技巧和完备的格律是唐诗走向繁荣的内在条件，而经济水平的发展、政治氛围的宽松、文化的大融合与科举制度的推进则是唐诗取得无上荣耀的催化剂。
唐朝无数的优秀诗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宽广自由的舞台上，将万里江山写入胸怀之间，尽情挥洒出唐诗傲视古今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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