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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两税法规定只收钱、粮，与租庸调制征收绢布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受商品货币经济水平的制约，以及军事方面等大量需要绢布等实物的考虑，又规定临时折征实物。
由此便产生了钱与物之间的相互折算，在市场比较平稳，币值稳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这一条件不能保证，纳税人的负担便会因此而加重。
《新唐书·食货志》载：“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
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
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
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
其实，在两税法刚刚推行10余年之后的贞元十年（794），陆贽即称：“定税之初，皆计缗钱。
纳税之时，多配绫绢。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
[32]如此，则纳税人负担加倍增重。
因为两税税额的确定是“计缗钱”
，即把实物折成缗钱，确定应征税额，若原应纳绢一匹，便折成3200文，成为应纳税额；随着“钱重物轻”
导致的物价下跌而钱价上升，1匹绢折合1600文，则百姓必须要纳2匹绢才能完成税额。
于是，表面上税额没有增加，但缴纳的实物却上升了1倍，正如上文所称，两税法实行40年后，税额负担已经增加到3倍之多了。
钱重物轻现象的产生，在经济学上来看并不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市场供给量的增加，会使物价有下降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增长，使货币的需要量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物价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在两税法实行之后的唐朝，有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导致了钱、物比价的畸形变化：一是政府货币供给量的总体不足，如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中央政府每年铸钱量大幅下降，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二是权贵和富商对银价的囤积，以求投机得利，使得市面流通的货币量大大减少；三是熔钱铸器风气的存在，银、钱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旦银钱作为商品的价格大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熔铸银钱的现象也就不可遏止了。
总体来看，钱重物轻的现象对国家财政能力是有削弱的，但受其打击最大的则是纳税的广大民众。
元和七年（812），韩愈曾撰《钱重物轻状》，就当时“物愈贱而钱愈重”
的局面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主张随各地所产征收实物税，并禁止熔毁银钱，并增铸新币，达到“用钱必轻，谷米布帛必重”
的效果。
唐朝政府也相应地做了一些改革，但往往是人亡政息，并不能形成持续性的制度改进。
因此，唐朝政府在制定两税时，没有规定钱物比价，实际征收时难免会增加民众负担，后来唐王朝虽提出衡量钱物比重的“省估”
等制度，但一直到唐朝末年，钱重物轻现象带来的民众负担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1]（唐）房玄龄：《晋书》卷26《食货志》。
[2]（唐）魏徵：《隋书》卷24《食货志》。
[3]见本书第一章。
[4]（北齐）魏收：《魏书》卷53《李冲传》。
[5]（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
[6]（唐）李林甫：《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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