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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因此佛教传入早期，除了依附于黄老道术，也需调和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内容。
本土文化对佛教的排斥除表现在官府禁汉人出家之外，士人则从夷夏之别和儒家伦理方面反对攻击佛教。
《牟子理惑论》中提到有人问难说沙门剃头，违背了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
又说佛教是夷狄之学，“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
[72]，反映出本土儒家文化对外来异质文明的抗拒。
汉末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是佛教已在中国初步传播情况下所撰写，社会上对佛教已有了一定的了解。
该书的作者牟子是儒学之士，博览诸子之书，后转读佛教经书，信奉佛教。
他认为佛、道、儒的宗旨一致，他把《五经》比作五味，佛道比为五谷，以说明三者都是人所必需。
三者的道是一致的，儒是出世治国，佛和道家是无为出世，只是应用不同，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对于沙门剃除须发，牟子认为并非不孝，出家修行并不违背儒家的四德。
牟子认为僧人剃发出家并不是不仁不孝，僧人行善修行是为父母带来更大的福祇，并举须大拿出家成佛使其父母兄弟都得以度世例子说明出家并不是不仁不孝，而是更大的孝。
《牟子理感论》反映出随着佛教的日渐传播，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和接受，部分士人对佛教充满疑虑，接受佛教的士人则力图说明佛教与本土的思想文化并不冲突，是相一致的。
佛教教义中善恶报应、灵魂轮回转生与中国古来的灵魂不灭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是最吸引人们的教义。
康僧会在回答孙吴孙皓所问的佛教善恶报应时便引用《易》、《诗》来说明善恶报应，认为为恶明显会为人所诛，作恶隐蔽，却会为鬼所诛，正如《易》所称道“积善有庆”
，《诗经》所咏：“求福不回”
。
虽然是“儒典之格言”
，却也是“佛教之明训”
。
[73]以儒典格言等同于佛教明训同样也是为了减少佛教传播的阻力而作的努力。
魏晋玄风兴起，崇尚虚无，《般若经》空说与老庄思想相似，般若学的中心思想是假有性空，其基础为缘起说，把法无我、人无我统称为无自性。
一切法为性空，缘起与性空，相辅相成，不落二边，称为中道。
佛教译经以玄学名词解释佛经，称为格义，是佛教的玄学化现象，佛图澄弟子竺法雅与康法朗等讲佛经，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74]。
他们以《老子》、《庄子》等外书解释说明般若的空理，以易于门徒对教义的理解。
但格义佛教并不能完全阐释般若学说，所以后来遭到释道安、竺法汰等人的反对。
释道安、竺法汰等人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
格义佛教由此形成与玄学相结合的般若学，并出现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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