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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中若有人上言大臣过失的，便被拔擢，像孔仁、赵博、费兴等，就是因为敢于攻击大臣而得到信任，并被任命为重要官员。
按规定，公卿入宫，随行的属吏数量是有规定的，太傅平晏随从的属吏却超过规定，掖门仆射严格查问，甚至言语不逊，太傅的属吏戊曹士却绑走了仆射，王莽得知后大怒，派数百车骑的执法者包围了太傅府，逮捕了戊曹士，并立即处死。
还有，大司空的属吏夜里路过奉常亭，亭长严查，属吏告诉他自己的官名，亭长乘醉问道：“那你有通行的凭证吗？”
属吏用马鞭抽打亭长，亭长愤而杀死属吏，然后逃亡，郡县到处捉拿。
亭长的家属上书辩白，王莽得知后，说：“亭长奉公，不要捉拿。”
大司空王邑申斥自己属吏，以示谢罪。
国将哀章不清廉，王莽特地为他设置了和叔这一官职，指示他们：“不但要保证国将闺门清洁，还要保证其西州亲属的清洁。”
公元21年（地皇二年）正月，各地起义，形势危急，王莽仍不忘整治大臣，他下令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懈怠，更设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目的是监督各地长吏。
知恩图报。
王莽虽然有些疯狂，但颇讲报恩。
尽管禅让时元帝王太后一度拒绝交出汉家玺印，但事后他对王太后一直保持恭敬，直至太后驾崩。
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2月，文母皇太后去世，王莽下令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并亲自为太后服丧三年。
王莽妻死，谥孝睦皇后，葬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太后。
王莽对提拔自己的王根也是一直恭敬有加。
公元18年（天凤五年），他任命王根之子王涉为卫将军，又认为王根原来的爵位“曲阳侯”
不是美称，便追谥曰“直道让公”
，下令由王涉继承爵位。
听言纳谏。
王莽虽然专制，但并非一无是处，有时也有觉悟。
公元16年（天凤三年），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耗费巨大，征收赋敛严重。
冯英上书，王莽开始很生气，罢免冯英官职，但后来又觉悟，便重新任命冯英。
公元21年（地皇二年），南郡（今湖北省西部重庆市东部地区）、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一带）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反叛，他召集群臣征求对策，原左将军公孙禄直接批评大臣阿谀，特别批评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要求惩罚这几个人。
公孙禄还建议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
王莽发怒，命令虎贲把公孙禄扶了出去，但还是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把鲁匡降职为五原卒正，以平息百姓的怨恨和非议。
从为政勤勉、锐意进取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上说，王莽比西汉后期元帝、成帝之流不知要优秀多少倍。
可是，他的改革过于理想化，具有空想性。
结果，扰乱了统治秩序，得罪了社会的上层和中坚力量，也加重了下层人民的负担，最终引发了社会动乱。
失败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
王莽改革是一个悲剧，有他个人品格的原因。
作为私人，即使品格再好，也未必适合做政治家。
王莽执着理想，拘泥本本，对人，过于求全责备；对事，又过于追求完美。
结果脱离实际，犯了政治家的大忌。
从这个角度看，远不如汉朝后期的诸位皇帝，他们即使无所作为，即使有外戚的坐大和奢侈，却没有突然地扰动社会秩序，剧烈地加重社会矛盾，仅凭着惯性，还会继续享受国祚若干年。
当然，如果不做深刻而有效的变革，腐朽的王朝还是要继续烂下去，大乱只是迟早的事。
另一方面，政治上失败，也未必就要全面否定、贬低、污蔑王莽的人格，甚至进行妖魔化。
旧时史家因王朝政治的原因这样做了，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不必顺着他们的方向走下去，而应保持独立思考所需要的冷静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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