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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介绍过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尔》和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等（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96頁）。
[28]收录于「随感録六十六、生命の路」伊藤虎丸訳、短評集『熱風』。
『魯迅全集』第一卷、学習研究社、449～450頁。
[29]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30]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
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在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
在认识论上，他认为除了天生的缺陷，概念和真理都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工具主义），同时每种观念都需要通过贯彻它的行动的有效性来检验真伪（实验主义）。
杜威重视儿童生活经验的教育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31]陶行知（1891—1946），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
1916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
教授。
他为组建新教育团体“新教育共进社”
（1919年）、“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1年）做出了贡献。
1923年，他离开大学，在北京以“平民教育推进社”
为基地进行平民教育活动。
他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故为培育农村小学师资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年改称晓庄学校）。
他始终致力于中国的民众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毕生进行生产教育的实验，并在战时创建了孤儿学校等教育机构。
他主张“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见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了“小先生制”
（让学龄儿童做老师，教那些不识字的孩子与成人）。
他作为诗人也很有名。
[32]在“五四运动”
时期，杜威写了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形势，并说看到有很多青年人参与其中，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这里孕育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社会。
杜威还给美国的TheNewRepublic和Asia杂志投稿，多次发表对中国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收录于其著作CharadEvents（共两卷，1929年出版）之中。
杜威在评论中说，“五四运动”
“意味着中国从被动的接受状态向积极的攻击状态转变”
（《中国学生的反叛》，TheNewRepublic，1919年8月6日）。
他还呼吁世界重新认识中国（G·ダイキューゼン『デューイの生涯と思想』三浦典郎·石田理訳，清水弘文堂，296頁以下），他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成为值得研究、预测、考察和思索的知识背景。”
（《年轻的中国与古老的中国》，Asia，1921）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这样写道：“‘五四运动’时，学生们游行的时候口袋中还带了洗漱用具，这让杜威非常感动。
他看到学生们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所以评价说，从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新精神和新时代的萌芽。”
“杜威当时说，表面上先进的日本很脆弱，不知何时就会散架。
中国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也就是根据自身的要求而产生，所以是强固的。
在1919年的时候杜威就这样预测。”
（「方法としてのァツァ』，『日本とァツァ』ちレま学芸文庫，453頁。
）
[33]克伯屈（1871—1965），杜威的弟子，他的“项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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