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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他对学生虽然要求严格，但从不体罚学生。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
[291]学生喜欢活动，不喜欢那种枯燥的内容，纷纷溜到后园去玩耍。
寿镜吾先生便在书房里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
[292]但是他从不呵责学生。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
[293]寿镜吾先生和鲁迅的关系也很好。
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的父亲病了，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在三味书屋谈起，说到哪里去找呢？寿镜吾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
不久，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
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只有一件长衫，而且肩背上已打上了补丁。
在家里，长衫挂在书屋里，谁出门谁就穿上它，回来即脱下挂起来。
他对劳动人民很同情，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
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
寿先生说：“我赔你的。”
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
[294]这一切都是鲁迅尊敬寿镜吾先生的原因，在封建教育制度下，寿镜吾先生是一位难得的老师。
第二位是鲁迅最怀念的日本仙台医专的藤野先生。
为了纪念他，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藤野先生》。
这又是一首对教师的热情的颂歌。
藤野严九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解剖学教授，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
。
[295]第一堂课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向学生们展示了大大小小的书，起初有几本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治学严谨、没有偏见的正直的学者。
20世纪初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日本国民中间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情绪。
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人到处受到歧视。
但是鲁迅在仙台却受到日本人民友好的接待，特别是从藤野先生那里得到了温暖。
藤野先生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对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对中国学生鲁迅的学习特别关切。
为了使鲁迅更好地掌握解剖学知识，他第一周就把鲁迅叫到身边，仔细询问他的学习情况。
以后每星期都要把鲁迅抄的讲义收去看，发回来的时候“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296]。
这样一直持续到他教完了所担任的课程。
有的时候还当面给他指正。
有一次鲁迅把下臂的血管画错了位置，藤野先生和蔼地对他说：“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297]他教育鲁迅要用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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