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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学的学生来请他演讲,因为时间关系,他只接受了5个大学的邀请,做了著名的“北京五讲”
。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二院(即今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演讲,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同日,又前往辅仁大学演讲,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
以上两份记录稿均经鲁迅改订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4日下午,鲁迅到北京女子文理学院讲演,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27日下午,鲁迅到北师大讲演,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28日上午,鲁迅到北京中国大学讲演,题为《文艺与武力》(另一说为《文学与武力》)。
这几次演讲听众都很多。
特别是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讲演的那一次,正值星期日,校内校外听众人山人海,风雨操场容纳不下,改为露天演讲,有的听众竟爬到树上听。
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
一年以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酝酿把战火扩大到关内的严重时刻。
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时,反动派对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大肆镇压爱国运动。
在国难临头、民族垂危的恶劣形势下,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是很紊乱的,不少人存在悲观、失望、没有出路、做亡国奴等糊涂思想。
鲁迅这几次讲演,给青年指明了方向,起了唤起群众、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重大作用。
鲁迅在光辉一生的最后9年,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面对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迫害,他英勇战斗,毫不退却。
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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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年,他虽然已不在学校担任教职,但仍然继续参与教育战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8年,鲁迅在自己主编的《语丝》第32期上发表了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揭露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些腐败现象。
站在复旦大学当局一边的一些人表示不满。
泮楚基虽然不得不承认复旦当时有“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
,但又为校方辩护。
章达生除了为校方辩护以外,还攻击鲁迅“袒护”
冯珧。
鲁迅发表了泮楚基、章达生的来信,又另行发表宏芬进一步揭露复旦大学腐败现象的文章《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对敢于揭露教育界黑暗面的青年学生予以支持。
不料,这件事竟触怒了已成为国民党党棍的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成了鲁迅不断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
鲁迅后来揭露了许绍棣的卑劣行径。
他说:“……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
这种乱七八糟,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
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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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鲁迅写了大量杂文,给予有力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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