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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问他那是什么箱，他幽默地回答：“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这是采植物做标本用的……”
[22]
教学工作之余，鲁迅还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书，并常与三弟建人等到会稽山采集植物，制成标本，还参照德国恩格勒、丹麦怀尔等人的植物分类法进行分类。
课余，鲁迅常与同事谈心，语言幽默风趣。
有一次，一位同事因为看到他常把“豫才”
写成“预才”
，便问道：“这个‘豫’字和那个‘预’字有没有不同？”
另一位同事代答：“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都可以写。”
鲁迅说：“这两字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才’，而我呢，还在‘预’备，我在杭州教书，教的也是‘预科’，所以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
[23]
鲁迅与学生的关系很好。
他多次为学生题写书籍封面，并把《几何辞典》等书赠送学生。
“当时的学生胡愈之，年幼淘气，在课堂上写游戏文章《绰号赋》，并与同学们给鲁迅起了‘假辫子’（因鲁迅已剪辫，戴假辫上课）的绰号。
鲁迅发现后，并不苛责学生，依然在品行分数上给予及格”
，学生们对他都十分尊敬。
[24]
在府中一年，鲁迅遇到两次学潮。
他在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
[25]第一次风潮发生在1910年8月下旬，因代理监督杜海生要学生参加考试，重新编班，学生“违抗考试，索费出堂”
，结果学生得胜，杜海生被迫去职。
第二次发生在同年11月10日左右，学生“复因考大哄”
，监督陈子英开除为首分子。
鲁迅对第一次“抗考”
风潮表示支持，对后一次风潮后学生的处境也深表同情。
[26]
当时，绍兴学界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地域派系斗争不断，学生也常闹一些不必要的风潮（例如借故反对厨工等）。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多次提及“越校甚不易治”
“越中学事，惟以横家乃大得法”
，到校不久，就有“决去府校”
易地谋职之意。
[27]
1911年夏，鲁迅辞去了绍兴府中学堂的职务，原想到上海去当书店的编辑或译员，没有去成，就在家里继续做着整理和辑录古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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