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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
一战的“导火索”
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
：普林西普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
，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验证着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
一战前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
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
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
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
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自己的话说，“在我的帝国中，危机永远不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
。
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
，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包围、被羞辱”
的主观感受。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告”
，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战神”
人物。
在欧洲国家的神话与象征中，战争和军事本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
这个理论将“斗争”
和“权力”
提升为政治行动的指导原则，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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