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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小说和剧本，则无论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
这事即以危险论了。
在《战争与和平》里，说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参谋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给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险的事。
这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与罚》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不必给伊有钱，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险的。
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癞病的昏话。
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西，**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险的。
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
Artzibashev（阿尔志跋绥夫）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Stirner（思谛纳尔），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也危险的。
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assant（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理想，无道德的。
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
那人终于因为追蹑妄想而自杀了。
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MonnaVanna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险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但农智阿）在小说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
《死的市》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
如果这还不危险，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易勃生）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
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
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来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Wilde（淮尔特）的代表著作的D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
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
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
Shaw（萧）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织工》，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
Wedekind（惠兑庚特）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
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
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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