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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
，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
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
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
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
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
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
他的较好，而“抄袭”
都成了“不通”
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
了。
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
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
在打“昨日之我”
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
的苦心。
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
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
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
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
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
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
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
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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