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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
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
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
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
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
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
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
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
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
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
这时才用“鲁迅”
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
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语丝》第三十一期。
）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
，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
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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