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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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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
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
但至今好象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了。
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
──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
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
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
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
什么“军阀主义”
、“民主主义”
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
，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
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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