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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宗）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
」上固问，不对。
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
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贰叁叁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
」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
」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
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
」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
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
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
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
李繁着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
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七月条。
）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终于退败。
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
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
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
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
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
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
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
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
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
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善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
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
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藉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捩之枢纽者也。
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藉作一例。
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
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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