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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武德二年］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连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勍敌」指突厥，而新唐书捌捌刘文静传及通鉴壹捌陆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渻略「外有勍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
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
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
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
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宗之善于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
观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
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
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贰太宗纪上略云：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
有说高祖云，祇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
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
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
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
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迁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
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
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柒玖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
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
帝寖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玖捌壹外臣部盟誓门。
）略云：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
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
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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