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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
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
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
我是一个**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
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
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
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
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
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
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
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
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
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
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
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想到这层厉害关系，张之洞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他立即电令汪康年要严把审稿关，并警告梁启超不要因言获罪，误入迷途。
随后，他又电令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梁启超这人太二了，思想太悖谬，看了他的文章，人人惊骇，恐招大祸。
因此你们要告诉送报人，千万不要再送《时务报》了。”
陈宝箴、黄遵宪是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张之洞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听。
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对《时务报》进行封杀，可梁启超并没有知难而退。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直接抨击张之洞：江南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官，“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
。
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昏庸无能，崇洋媚外，让洋教官挣走了我们国家大把大把的钱。
张之洞看后非常不快，于是再下封杀令：从明年起，湖北不再订阅《时务报》！
在此之前，张之洞是《时务报》的第一发行人，他要是带头封杀的话，其他各省还能订吗？因此，《时务报》面临着生死存亡。
梁启超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上司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而汪康年总是依照张之洞的指令，处处对他进行打压和限制，他很不爽，于是和汪康年也闹翻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一气之下辞职跑到湖南，接受黄遵宪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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