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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
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
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
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
，进而以“托古改制”
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
的诸侯自治制度。
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
以屏藩朝廷的制度。
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着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
，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
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
历代无一幸免。
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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