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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证人的马车
一九三七年的彼得堡还没有从改名圣彼得堡的眩晕中完全清醒过来，就像一个人刚换了新护照，总忍不住在镜子前确认自己还是不是自己。
涅瓦河上的雾气终年不散，仿佛这座城市故意保留着某种暧昧——既不愿完全拥抱革命，也不敢彻底怀念过去。
公证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在这个阴沉的十月清晨驾着他那辆吱嘎作响的马车穿过铸造厂大街。
马车是旧的，马是更旧的，而瓦西里本人则是旧中之旧——一个保留着沙俄时期公证人执照、却在苏维埃政权下战战兢兢讨生活的五十二岁鳏夫。
他的马车辕上挂着一盏防风灯，在浓雾中像一只犹豫不决的黄眼睛。
瓦西里要去的地方位于瓦西里岛东北角，一座从前属于糖业大亨、如今被分割成十七户人家的公寓楼。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叫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的年轻寡妇，据说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一笔需要公证的、来自她那位在哈尔科夫铁路事故中丧生的丈夫的遗产。
马车在结冰的路面上颠簸。
瓦西里裹紧了他的旧羊皮袄，那是一件有故事的衣物：它的原主人是他在萨拉托夫当书记员时的上司，一个在一九二一年冬天被征粮队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人。
瓦西里从未打听过那件羊皮袄是如何流落到旧货市场的，就像他从未打听过为什么每次他经过冬宫广场时，总有一只乌鸦会不偏不倚地在他马车上空拉屎。
先生，马车夫格里戈里突然开口，这是一个从梁赞来的、有着一对招风耳的沉默男人，您听说过铁皮桶的故事吗？
瓦西里从羊皮袄的领子里探出头来：什么桶？
装蟋蟀的桶，先生。
铁皮的，有盖子的那种。
格里戈里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尽管他就坐在瓦西里前面不到一臂之遥，我祖母在图拉当厨娘时听来的。
她说，如果把两只蟋蟀放进铁皮桶，底下用文火慢慢加热……
格里戈里，瓦西里打断他，我是个公证人，不是昆虫学家。
而且我们赶时间。
库兹涅佐娃太太约的是上午十点，现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了。
马车夫闭上了嘴。
但瓦西里注意到，他的耳朵——那对巨大的、在寒风里红得发紫的招风耳——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某种古老的接收装置捕捉到了无法被常人听见的频率。
马车在一栋灰绿色的楼前停下。
这栋楼有着新艺术风格的铁艺阳台，但阳台上的花早已枯死，取而代之的是晾晒的尿布和腌黄瓜的陶罐。
瓦西里踩着结冰的台阶上楼时，听见二楼有人在演奏手风琴，弹的是《黑眼睛》——那首每个俄罗斯人都熟悉、却在近年来变得有些危险的歌曲。
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住在四楼。
瓦西里敲门时，注意到门上的漆是新的，但门把手是旧的——一种奇怪的矛盾，就像这个女人的身份：年轻的寡妇，继承遗产，住在这种档次的公寓里。
门开了一条缝。
一只眼睛在缝隙里打量他，然后门缝扩大，露出一个穿着黑色丧服、却涂着鲜艳口红的年轻女人。
她不超过三十岁，有着典型的俄罗斯乡村面孔：高颧骨，宽额头，一双在彼得堡的雾气里显得过于明亮的灰蓝色眼睛。
索科洛夫先生？请进。
茶已经煮好了。
她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质地，像是刻意模仿彼得堡的优雅，却又在元音的转折处暴露出梁赞或图拉一带的乡音。
瓦西里跟着她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墙上挂着几幅廉价的风景版画：高加索的山脉，克里米亚的海岸，还有一幅显然是印刷品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客厅比走廊宽敞，但家具呈现出一种拥挤的混乱：一张铺着钩针桌布的圆桌，四把样式各异但同样破旧的椅子，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茶具和几枚看起来像是真品的圣乔治勋章，以及——瓦西里注意到这个细节，尽管他努力不去注意——墙角一个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桶。
那是一只旧式的煤油桶，那种在革命前用来运输照明燃料的容器。
桶盖敞开着，里面空空如也，但桶壁上残留着某种深褐色的污渍，在晨光中呈现出近乎黑色的沉默。
请坐，索科洛夫先生。
娜杰日达指了指圆桌旁的一把椅子，茶还是咖啡？我丈夫——愿他在天之灵安息——生前总是说，公证人喝不惯我们乡下人的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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